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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并不怀疑他们“名师”头衔的含金量

浏览: 日期:2018-08-15

  最近,有则传闻流传颇广:据有心人统计,今年教师节评出的100位“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”获奖人中,有九成担任“行政职务”。消息一出,舆论哗然,人们感慨的是高校行政化之烈,质疑的是官员们不择手段为自己捞荣誉。

  最早针对此事的报道说:“100位获奖者中,担任党委书记、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,占到九成,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。”

  如果说党委书记、校长、院长是行政职务,那谁能解释一下,“教研室主任”又算是什么“官员”?以此断言“教学名师九成官员”,太过偏颇!

  中国的公立大学拥有完备的行政体系,校长、书记可以是副部级、厅局级,院长可以是处级。我曾听一位副部级校长对学生们说:我也不赞成副部级大学的存在,但如果没有这个级别,我们学校在地方上办事,真的很难。

  让大学校长戴上乌纱帽,就意味着教育家身份和角色的淡化,我反对。但国内高校常见的是“学而优则仕”和“教而优则仕”。换句话说,尤其那些坐上院长、系主任位置的,多数学术有成。而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研究所所长这类教学科研机构的负责人,由较有威望的教师出任,不足为奇。

  这一点,中外有别——在一些世界一流大学,系主任是教授轮流来做的,很多大牌学者反而不愿从事这种为别人服务的繁琐工作。

  而既然我们的院长、系主任甚至校长,多是知名教授,那么教学名师的评选,为什么一定要避开他们?他们确有官员身份,但不要忘记,他们也是教师。需要审视的,不是他们的双重身份,而是他们是否达到了评选标准。虽然我很不赞成“双肩挑”,但只要他们也符合名师条件,有何不可?

  评选国家级教学名师的重要目的,是奖励长期在本科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,在教学改革、师资队伍建设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,鼓励和带动教授上讲台。教学名师奖,向教育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。在“重科研轻教学”风气蔓延的今天,我国的决策者意识到,真正的治学者很珍贵,真诚的教学者也很珍贵。

  从2003年设立以来,这项评选已经自成体系,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标准。以教育部公布的“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(本科部分)”为例,满分100,教风10分,教学情况45分,学术水平30分,外语水平5分。

  关于各项指标的分值和权重,仁者见仁,大可讨论。譬如我就认为“外语水平”,对于一位中文系教学名师来说不太必要。

  但毫无疑问的是,各地区、各学校均仿效这一体系评出教学名师,再逐级向上推荐,最后在全国范围内评议。这个过程,也是一个长期置于师生监督之下的过程。

  虽然我也担忧过行政事务会影响教授们在教学上更好的发挥,但我并不怀疑他们“名师”头衔的含金量。

  就我所认识的几位国家级教学名师,他们在教学水平,以及编写教材、推动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成绩,都是相当能服众的,甚至是历届学生所推崇和公认的。他们开设的选修课,往往口碑极佳场场爆满。虽然,他们之中有的是副校长,有的是院长。

  如果一位有实力参评的校长顾及到官员身份,放弃参评教学名师,我钦佩他的高风亮节。但这不应成为一种硬性的要求。教学名师奖旨在选出最好的教师,而在目前的高校,要想剔除所有的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而去择优,并不现实。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最好的教师成了“学术带头人”或“教学带头人”,而担任了各种职务,甚至身兼多职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“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”虽是一项国家级奖励,但在“重科研轻教学”的今天,这个奖项尤其在一些著名的“研究型大学”,还不那么重要。甚至有大牌学者向我表示——只有拿不到国家科技奖、两院院士这类学术荣誉的人,才会考虑“教学名师奖”呢!

  现实一点来看,“教学名师奖”所带来的物质利益,与科技大奖和院士头衔所带来的相比,差得太远了。如南开大学教授顾沛2003年当选第一届国家级教学名师,奖金只有两万元。

  获奖那年,顾沛还担任数学学院副院长,以此来看,他也有行政官员的角色。但顾沛的得奖没有引起争议,因为同事和学生公认他符合教学名师的标准。

  要衡量一个奖项的公正性,只需看得奖人与授奖条件的相符程度即可,没必要把其他因素牵扯进来。我们的校长、院长,既是官员,也是教师。如果他不拿学术成就去述职,也没动用权力为自己参评名师,就不必苛责。

  诚然,任何一项评选,即使权威如诺贝尔奖,也都很难真正解决公正性问题。教学名师奖经过几年的评选,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,所产生的“名”与“利”的诱惑越来越大。不排除一些教师、学校、地区为它“苦心经营”,甚至编造教学业绩。

  当前的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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